1930年，由中瑞等国科学家组成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内蒙古居延地区一次性发掘出土汉简一万余枚。这在当时轰动了整个世界，并把居延汉简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故宫内阁大库档案并称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42年后，中国考古界又在居延地区进行了为期4年的集中考察，共发掘出土汉简2万余枚。这是我国历来发现简牍最多的一次考古发掘，被誉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居延汉简”从此成为考古界耀眼的名字。

　　

1927年5月9日，一趟开往包头的专列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徐炳昶、袁复礼、黄文弼、丁道衡等中国学者与瑞典大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组成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开始了长达8年的旅程。这支考察队的初衷是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开辟经新疆通往内地的航线搜集气象资料，因此斯文·赫定给西北科学考查团选定的路线是：由北京西直门乘火车到达京绥线的终点包头，然后组织庞大的驼队，沿着一条古老的商道——居延古道一直向西而行。

 

从汉代开始直至唐代，中原与西域的交通主干线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即从长安出发经兰州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出玉门关通往西域诸国。其实，还有一条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商道，那就是居延古道。这是一条沿阴山南北两侧一直向西，穿过茫茫戈壁大漠，经居延绿洲趋向天山南北麓的通道。

 

考查团在百灵庙稍作逗留后，于1927年9月来到了额济纳河畔。额济纳河是一条源自青海，从南向北横穿河西走廊，经甘肃民乐、张掖，过高台、金塔，经过内蒙古腹地注入居延海的古老河流，古称黑河，《水经注》称其为弱水流沙。曹丕曾有诗赞曰：“弱水潺潺，落叶翩翩。”

 

此处的内蒙古草原地势平缓，额济纳河也散漫地四处游荡，不仅形成了一东一西两条河流——一大一小东、西居延海，而且还泽润浇灌出一片扇形的沙海绿洲。那一年考查团工作的重点在气象、地质、地理方面，因此他们在这里建起了中国第一个有人值守的气象站。赫定很欣赏他们的杰作，称之为一个“真正的田园诗般的营寨”。而随后，就是在这田园诗般的居延海地区，一批埋藏了两千年之久的汉代书简惊现天日。而发现它们的年轻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 Bergman)也由此名载史册。

　　

　　

其实如果认真追究，贝格曼并不是发现汉简的第一人，而是团中来自北大的考古学者黄文弼。翻阅《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可以看到当年的真实情形：1927年10月24日，黄文弼携助手庄永成在居延一土堡内发现了一枚汉简，第二天又在该地发现了三枚汉简，黄文弼推断说：“此地如细掘，必可多得木简，决不止此也。详考字迹，与斯坦因等在玉门旧障所掘得者，疑皆汉晋故物。”但遗憾的是，黄文弼先生发现这几枚汉简后，再未进一步进行发掘，而是转入其他地区考察。历史就这样与他擦肩而过。居延汉简的大批发掘及其重大学术价值的发现，遂留给了幸运的贝格曼。

 

居延，在汉代名为居延泽，魏晋时称之为西海，唐代起称之为居延海。这里是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和大戈壁通往漠北的重要通道，当年匈奴南下征战时，也往往要经居延绿洲沿弱水黑河过酒泉进入河西走廊。在华夏民族浩瀚灿烂的辉煌历史上，居延海、居延城一带，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攻河西走廊的必经之道，作为边防要塞，这里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王维的一首诗为我们展现了曾经发生在这里的生动画面。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回鹘到西夏、元朝的党项、蒙古等民族，都在这块土地上扬鞭策马，南征北战，留下过自己的辉煌篇章。黑河两岸、居延海滨，上演着一幕幕英雄辈出的历史活剧。

 

1930年，当贝格曼与中方队员陈宗器等人再度来到额济纳的时候，考古成为他们此时的核心工作。贝格曼的《考古探险手记》让我们重温了那一幕：

 

在坐落在一个强侵蚀山顶的烽燧和旁边房屋废墟下面，我发现有院墙的痕迹。当我测量这个长方形墙体时，钢笔掉在了地上。当我弯腰捡钢笔的一刹那，意外发现钢笔旁有一枚保存完好的汉朝硬币——五铢。于是，我开始仔细四处搜寻，不一会儿发现了一个青铜箭头和另一枚五铢。

 

4月27日，在额济纳的伯罗桑齐汉代烽燧旁，这支滑落的钢笔将年轻的瑞典考古学者贝格曼引向历史的深处。

 

第二天从最东边开始挖掘，很快就发现了窄条的木简。这个发现使我激动不已。我们带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又开始四处搜寻起来。果然，不一会儿就找到另几块保存更好的木简。

 

贝格曼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地点，哪怕是老鼠洞。

 

这些老鼠洞非常有趣，里面有稻草、丝绸碎片、碎绳子和削下来的碎木头。很明显，在写了字的木简不必保存时，就用简便的方法把有字的表面削掉再重新写字。老鼠把这些削下来的碎块拖回洞里，成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