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的大约30个地点，贝格曼等共发掘采集了一万多枚汉代简牍。因为这些简牍是在居延地区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的，所以被称为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的发现引起中外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与震惊，它与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敦煌莫高窟藏敦煌遗书、故宫内阁大库档案一起，并列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四大发现。风云激荡、色彩斑斓的汉代西北边疆，也由此渐渐掀起了它神秘的盖头。

 

其实，早在20世纪初，斯坦因 (Mark Aurel Stein)在新疆尼雅故城、斯文·赫定在楼兰、日本的大谷探险队在海头故城也曾发现过一些汉晋木简和残纸，然而这些汉简均未能留在中国。只有斯坦因交由法国汉学家沙畹整理、释读的部分，经国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研究，于1914年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揭开了20世纪简牍和帛书出土与研究的序幕。而1930年居延汉简的出土，则以其巨大的数量和丰富的内容，成为简牍研究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

　　

　　

1931年3月27日，驮载着万余枚汉简的骆驼队，离开居延踏上返回北平的路。西北考查团一边组织人员整理、编号、拍照，一边选定中外学者开展共同研究。最初的中方学者为故宫博物院的马衡和北京大学教授刘复(半农)，外方学者为两位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瑞典)、伯希和(法国)，贝格曼也参与了整理工作，并将家属接来北平住了两年。后来刘半农突然去世，北大又挑选劳干等4名青年学者协助马衡工作。然而，4位青年只工作了半年，简牍文字解读释意的工作还未完成，就被从芦沟桥传来的枪声打断了。

 

北大仓皇南迁，锁在文科研究所柜子里的居延汉简，被刘复的学生沈仲章等人分4次偷运出来，冒着生命危险，秘密经天津、青岛运到香港。

 

运到香港的汉简经整理和照相，准备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印刷出版。就在制版完成即将印刷面世之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香港沦陷，已制好的书版全部毁于战火之中。

 

万幸的是，居延汉简原件再次逃过灭顶之灾。原来，香港沦陷前夕，在傅斯年、蒋梦麟等人的努力下，居延汉简于1940年10月被秘密运至美国，交由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代管，暂存美国国会图书馆。1965年，这批珍贵的文物被运至台湾，至今仍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

 

居延汉简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1972年至1976年，一次更大规模的考察工作开始了。由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文化主管部门和当地驻军等单位联合组成的居延考古队，对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并在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隧、肩水金关等遗址进行全面发掘，所获远远超出当年：共出土了简牍2万余枚，其他文物2300余件。其中仅在甲渠候官一个面积不足6平方米的房舍遗址内，就发现近900枚木简，其中有约40余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公文册。有的公文册编绳虽已朽断，但出土时仍保持册形。人们猜测这大概是甲渠候官的档案库。这些汉简被称为居延新简。

 

已发现的3万余枚新旧居延汉简，大多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这些汉简连同出土的宝物，不仅忠实地记录了汉代居延地区的屯戍活动及其兴衰历史，形象地再现了昔日西北屯戍的风貌和生活情景，也成为《史记》、《汉书》外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为研究汉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法律、文字书法及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而且汉简研究还逐渐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也成为考古发现对历史研究发生决定性影响的典型案例。

 

现存居延汉简中纪年最早者是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是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时间跨度达270多年。

　　

简牍是战国至魏晋时期主要的书写材料，它上承甲骨卜辞、钟鼎铭文，下启纸张和印刷的发明与使用，是中国文化重要发展时期的主要载体。汉简可分为竹、木两类。竹简一般出土量少，保存情况也不好，不仅字迹多处漫漶不清，而且大多为残简断简。相对而言，木简保存情况较好，大概这里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环境有利于木简的保存。木简所用木材多为松杉、白杨、水柳、红柳等。而令人感到兴奋和惊奇的是，在众多木简中，贝格曼还发现了一支完整的毛笔!他是在穆德布林遗址发现的，这支毛笔是迄今为止我们这个用软笔作为书写工具的民族最古老的实物，人们将它称为“居延笔”。

 

这支汉“居延笔”的笔杆为木制实心，笔头系狼毫制作。据马衡先生鉴定，此笔为东汉初年制品，比保存在日本正仓院的唐“天平笔”早了几百年。至于墨色，专家们分析后认为居延汉简所用的是丸墨，属天然漆烟，其色泽乌黑并发紫光，一经写在竹木简上便历久不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