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以力治国,冉求以智治国,公西华以礼治国,曾皙以乐治国;子路勘定祸乱,安邦定国;冉求富民足民,经世济民;公西华化民成俗,礼乐教化;曾皙天人合一,与民同乐。为邦四步曲:第一步定国,第二步富民,第三步教民,第四步乐民。孔门四弟子所谈四个志向,实乃治国的四个步骤。曾皙一番春游春浴春风春咏春归结束后,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里有一个问题,孔子为何感叹?曾皙在孔门弟子中论才能、地位、学识、修养,均不在子路、冉求、公西华之上,而且是一个疏淡狂放之士,“细密工夫却多欠缺”,性格古怪,棒打曾参,使其倒地昏迷。鲁国执政者季武子死,他却倚门而歌,狂放古怪。孟子称他为“狂士”。尤其是论年龄,子路发言第一,他应排在第二,冉求第三,公西华第四,他不仅发言在后面,而且一边听讲,一边弹琴,简直有些狂傲不羁。他平时的表现,孔子不会不知道,现场的表现孔子不可能没看见。前三位弟子,子路,孔子“哂之”,其他二位他一言不发,独独曾皙讲了一番话后,孔子又是感叹,又是赞扬。为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前人讨论颇多,褒之者如程颐:说他有“尧舜气象”;朱熹说:“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轻三子重曾皙。贬之者如程树德:“曾皙在孔门中不过一狂士,孔子不应轻许引为同志……夫子之意,完全感慨身世,自伤不遇。所谓与点者,不过与汝偕隐之意。而以为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已属隔膜之谈。况又以为其具备尧舜气象,岂非痴人说梦哉!”褒者见其尧舜气象,不见其为人之狂放。贬者见其为人之偏陋,不见其尧舜气象。均失之偏颇。笔者以为,曾皙是一个狂者,同时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曾皙所描绘的盛世蓝图,运用了形象思维,符合狂者思维的模式,它是立体的,多维的。蓝图中有祥和宁静快乐的生活情景。是曾皙的理想蓝图,也是孔子的理想蓝图。有趣的是,这幅蓝图既是孔子所憧憬的理想的社会,也是他潜意识归隐栖身的理想之地。也就是说归隐者必须归入自己的理想社会之中去,而不是混浊淆乱之世,犹如陶渊明之“桃花源”,既是他理想社会的描绘,也是他憧憬的归隐之地。一幅蓝图,两样寄托。孔子其时的心理,矛盾而又复杂,既有憧憬理想并实现理想的愿望、志向,又有屡屡遭败,连连受挫的无奈。盛世蓝图与矛盾心境的正相叠合,其景观直入孔子的心灵深处,拨动了内心深深的忧郁或痛苦,唤起了他浮海夷居的隐衷,也叩响了他曲肱饮水的快乐,多种情感集于一身,于是他感叹,他赞同。说曾皙描绘的盛世蓝图,有尧舜气象并不足为怪。朱熹早年赞扬,晚年“悔不改其节注,留后学病根。”也是思维反复而不周全所致。程树德等人的批评,是扬三子,贬曾皙。也是因其为狂士,境界本身不高,何来“尧舜气象”。我们认为,狂士因其狂,虽无身体力行的治国之才,但他思维活跃,想象丰富,构思奇瑰,犹如楚国之屈原,唐代之李白,虽乏与同僚周旋应对的治世之才,但其想象宏伟博大,超凡脱俗,常能切中肯綮,“尧舜气象”正符合曾皙其狂士特点,“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通流”,正是狂者思维。我们不能因为其是狂者,器局不高而否定其言,“因言而废人”不对,“因人而废言”更不对,孔子一向不赞成“因人废言”,孔子赞扬他所描绘的“盛世蓝图”,也知道他仅仅能说而未必能做,孔子做得尧舜事业,“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能做却不愿去说。曾皙说而不做,是狂者特点。孔子做而不说,是圣人风范。孔子赞扬曾皙远引高蹈的言论,而未赞扬曾皙疏淡狂放的行为,并未因其人而废其言,也未因其人而论其文。
第三部分:评志。
孔子评志,应有四方面的内容:子路率然开对,孔子“哂之”;曾皙舍瑟而答,孔子喟然而叹;冉求“方六七十”之志,孔子“非邦也者”之评;公西华“宗庙”“会同”之礼,孔子“非邦而何”之评。先看孔子“哂之”的“哂”。“哂”之一字,神来之笔,惟妙惟肖。“哂”,微微一笑,似笑非笑。其“哂”中既有对子路的嘉许,许其爽快、直率,许其“可使有勇”治国的才能;也有批评,批评其直率中表现出粗鲁,言语中表现出不谦虚,“可使有勇”中缺乏礼度。所以孔子评其“为国以礼,其言不让”。孔子“哂”子路之言,而未“哂”其行。孔子对子路评其粗率鲁莽,言辞显得太直白,对冉求和公西华的批评则认为他二人是礼貌有余,刚勇不足,言辞显得太含蓄。“方六七十非邦也者?”“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不论是冉求从面积角度讲,还是公西华从事功角度讲,都是诸侯之事,只是他二人讲得太含蓄太隐晦,“非邦也者”与“非诸侯而何”两辞含意基本相同,均是对他们过分谦退的一种婉转的批评。“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也是孔子因材施教,“叩两端而执中”的范例,“过犹不及”,要求他们“允执其中”,“言必有中”。孔子赞许冉求和公西华的谦让有礼的品德,但不赞成礼数过分。实际上,子路容易走向“勇而无礼则乱”的极端,冉求和公西华容易走向“恭而无礼则葸”的退缩境地,“葸”即过分胆小畏缩,“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篇》)。知道和谐、和睦以及谦和的重要,一味的谦和,谦和过分,谦和得连狂放不羁的曾皙都听得似懂非懂,“不以礼节之”怎么能行呢?“礼者,制中之器也。”冉求、公西华虽然讲“礼”,但讲礼过分,不合中,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讲礼也需不违礼。孔子的批评意在纠偏。孔子对冉求、公西华嘉许其忧世济民之行,却不同意过分谦虚的言语。有趣的是冉求和公西华两人的谦虚程度有轻重之别,公西华显得更谦虚,孔子对他二人的批评也轻重有别,“非邦也者”和“非诸侯而何”两个反问句,含意大体相同,但其同中有异,“非邦也者”是含否定词而又带有肯定语气的反问句,“非诸侯而何”是含否定词却带有诘问语气的反问句,前者语气相对缓和,后者语气相对强烈。孔子纠偏的程度也表现出轻重的区别。
曾皙后出,向孔子问了四句话:“夫三子之言何如?”“夫子何哂由也”,“唯求则非邦也与?”“唯赤则非邦也与?”第一句总问,后三句分问。曾皙为人灵活,思维敏捷,想象丰富,狂者进取,旷放为乐,有狂士之风,但其对身体力行,具体事务,烦琐碎事却粗略不经意,“细密工夫却多欠阙”,因此他对孔子的微笑不明白究里,对三子的谈话也不甚了然。从他的四句问话中,他的性格特征的双重性也显现无遗。因此,我们进一步说,孔子对曾皙盛世蓝图的赞许,是对他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的赞扬,其境界切合了孔子当时矛盾复杂的心境。赞许他,但并不是对他平素为人的赞扬。我们从孔子对三子的赞许和评价中,从孔子所用句式的语气中,也可看出孔子对曾皙放旷不羁行为的暗示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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