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层：曾皙述志。曾皙与子路、冉求、公西华所述之志不同，“异乎三子者之撰。”前者谈邦国君侯，经世事功，曾皙用散文的笔调给我们勾勒描绘了一幅“盛世春游图”，“莫春者。”春之盛时，万物复苏，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木欣欣而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游。”目骋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春光融融，春日明媚，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一片宁静祥和之景象。在满目的春光中，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单衣宽带，从容优裕，悠然自得，徜徉流连于山光水色之中。“浴于沂。”嬉戏于沂水之畔，沐浴于自然之中。“风乎舞雩。”清风徐来，临风而立，飒然春风拂面，“暖风薰得游人醉。”兴之所致，或引吭高歌，或浅吟低唱，或击节应和，“咏而归。”踏春而去，咏春而归，其乐融融，其喜洋洋。一派天人合一气象，富庶祥和之景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少咸宜，舒泰快乐的理想境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子路以力治国，冉求以智治国，公西华以礼治国，曾皙以乐治国。子路勘定祸乱，安邦定国；冉求富民足民，经世济民；公西华化民成俗，礼乐教化；曾皙天人合一，与民同乐。为邦四步曲：第一步定国，第二步富民，第三步教民，第四步乐民。孔门四弟子所谈四个志向，实乃治国的四个步骤。

曾皙一番春游春浴春风春咏春归结束后，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里有一个问题，孔子为何感叹？曾皙在孔门弟子中论才能、地位、学识、修养，均不在子路、冉求、公西华之上，而且曾皙是一个疏淡狂放之士，“细密工夫却多欠缺。”性格古怪，棒打曾参，使其倒地昏迷。鲁国执政者季武子死，他却倚门而歌，狂放古怪，孟子称他为“狂士”。尤其是论年龄，子路发言第一，他应排在第二，冉求第三，公西华第四，他不仅发言在后面，而且一边听讲，一边弹琴，简直有些狂傲不羁。他平时的表现，孔子不会不知道，现场的表现孔子不可能没看见。前三位弟子，子路他“哂之”，其他二位一言不发，独独曾皙讲了一番话后，又是感叹，又是赞扬，为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前人讨论颇多，褒之者如程颐：说他有“尧舜气象”，朱熹早年说：“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轻三子重曾皙。贬之者如程树德：“曾皙在孔门中不过一狂士，孔子不应轻许引为同志……夫子之意，完全感慨身世，自伤不遇。所谓与点者，不过与汝偕隐之意。而以为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已属隔膜之谈。况又以为其具备尧舜气象，岂非痴人说梦哉！”褒者见其尧舜气象，不见其为人之狂放。贬者见其为人之偏陋，不见其尧舜气象。均失之偏颇。

笔者以为，曾皙是一个狂者，同时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曾皙所描绘的盛世蓝图，运用了形像思维，符合狂者思维的模式，它是立体的，多维的。蓝图中有祥和宁静快乐的生活情景。是曾皙的理想蓝图，也是孔子的理想蓝图。有趣的是，这幅蓝图既是孔子所憧憬的理想的社会，也是他潜意识归隐栖身的理想之地，也就是说归隐者必须归入自己的理想社会之中去，而不是混浊淆乱之世，犹如陶渊明之“桃花源”，既是他理想社会的描绘，也是他憧憬的归隐之地。一幅蓝图，两样寄托。孔子其时的心理，矛盾而又复杂，既有憧憬理想并实现理想的愿望、志向，又有屡屡遭败，连连受挫的无奈。盛世蓝图与矛盾心境的正相叠合，其景观直入孔子的心灵深处，拨动了内心深深的忧郁或痛苦，唤起了他浮海夷居的隐衷，也叩响了他曲肱饮水的快乐，多种情感集于一身，于是他感叹，他赞同。

说曾皙描绘的盛世蓝图，有尧舜气象并不足为怪。朱熹早年赞扬，晚年“悔不改其节注，留后学病根。”也是思维反复而不周全所致。程树德等人的批评，是扬三子，贬曾皙，也是因其为狂士，境界本身不高，何来“尧舜气象”。

笔者认为，狂士因其狂，虽无身体力行的治国之才，但他思维活跃，想像丰富，构思奇瑰，犹如楚国之屈原，唐代之李白，虽乏与同僚周旋应对的治世之才，但其想像宏伟博大，超凡脱俗，常能切中肯綮，“尧舜气象”正符合曾皙其狂士特点，“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通流。”正是狂者思维。我们不能因为其是狂者，器局不高而否定其言，“因言而废人”不对，“因人而废言”更不对，孔子一向不赞成“因人废言”，孔子赞扬他所描绘的“盛世蓝图”，也知道他仅仅能说而未必能做，孔子做得尧舜事业，“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能做却不愿去说。曾皙说而不做，是狂者特点。孔子做而不说，是圣人风范。孔子赞扬曾皙远引高蹈的言论，而并未赞扬曾皙疏淡狂放的行为，也未因其人而废其言。也未因其人而论其文。

第三部分：评志。

孔子评志，应有四方面的内容：子路率然开对，孔子“哂之”；曾皙舍瑟而答，孔子喟然而叹；冉求“方六七十”之志，孔子“非邦也者”之评；公西华“宗庙”“会同”之礼，孔子“非邦而何”之评。先看孔子“哂之”的“哂”，“哂”之一字，神来之笔，惟妙惟肖。“哂”，微微一笑，似笑非笑。其“哂”中既有对子路的嘉许，许其爽快、直率，许其“可使有勇”治国的才能。也有批评，批评其直率中表现出粗鲁，言语中表现出不谦虚，“可使有勇”中缺乏礼度。所以孔子评其“为国以礼，其言不让。”孔子“哂”子路之言，而未“哂”其行。孔子对子路评其粗率鲁莽，言辞显得太直白，对冉求和公西华的批评则认为他二人是礼貌有余，刚勇不足，言辞显得太含蓄。“方六七十非邦也者？”“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不论是冉求从面积角度讲，还是公西华从事功角度讲，都是诸侯之事，只是他二人讲得太含蓄太隐晦，“非邦也者”与“非诸侯而何”两辞含意基本相同，均是对他们过分谦退的一种婉转的批评。“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也是孔子因材施教，“叩两端而执中”的范例，“过犹不及。”要求他们“允执其中”，“言必有中。”孔子赞许冉求和公西华的谦让有礼的品德，但不赞成礼数过分。实际上，子路容易走向“勇而无礼则乱”的极端，冉求和公西华容易走向“恭而无礼则葸”的退缩境地，“葸”即过分胆小畏缩， “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篇》）知道和谐、和睦以及谦和的重要，一味的谦和，谦和过分，谦和得连狂放不羁的曾皙都听得似懂非懂，“不以礼节之”怎么能行呢？“礼者，制中之器也。”冉求、公西华虽然讲“礼”，但讲礼过分，不合中，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讲礼也需不违礼。孔子的批评意在纠偏，孔子对冉求、公西华嘉许其忧世济民之行，却不同意过分谦虚的言语，有趣的是冉求和公西华两人的谦虚程度有轻重之别，公西华显得更谦虚，孔子对他二人的批评也轻重有别，“非邦也者”和“非诸侯而何”两个问句，含意大体相同，但其同中有异，“非邦也者”是含否定词而又带有肯定语气的反问句，“非诸侯而何”是含否定词却带有诘问语气的反问句，前者语气相对缓和，后者语气相对强烈。孔子纠偏的程度也表现出轻重的区别。

曾皙后出，向孔子问了四句话：“夫三子之言何如？”“夫子何哂由也。”“唯求则非邦也与？”“唯赤则非邦也与？”第一句总问，后三句分问，曾皙为人灵活，思维敏捷，想像丰富，狂者进取，放旷为乐，有狂士之风，但其对身体力行，具体事务，繁琐碎事却粗略不经意，“细密工夫却多欠阙。”因此他对孔子的微笑不明白究里，对三子的谈话也不甚了然。从他的4句问话中，他的性格特征的双重性也显现无遗。因此，我们进一步说，孔子对曾皙盛世蓝图的赞许，是对他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的赞扬，其境界切合了孔子当时矛盾复杂的心境。赞许他，但并不是对他平素为人的赞扬。我们从孔子对三子的赞许和评价中，从孔子所用句式的语气中，也可看出孔子对曾皙放旷不羁行为的暗示或批评。

（责任编辑：重于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