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13.3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①，子将奚先②？”子曰：“必也正名乎③！”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④！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⑤！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⑦；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⑧。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⑨，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⑩。”

【注释】

① 卫君：指卫出公，名辄。   ② 奚先：先干什么。奚：疑问代词做宾语，前置。   ③ 正名：纠正礼制名分上的用词不当现象。即按照周礼规定的等级名分，去纠正一切不符合周礼的现象，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局面，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各从其类，各守其位。   ④ 迂：迂腐，迂阔，不合时宜。   ⑤ 野：鲁莽，粗野。   ⑥ 盖阙如也：大概总是采取了存疑的态度。阙：通“缺”，存疑，保留。如：词尾。   ⑦ 中：得当。  ⑧ 错手足：放置手足。“无所错手足”即手足无措，错：通“措”，也就是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⑨ 名之必可言：确定一个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在理。名之：给它确定名分。名：名词活用作动词。   ⑩无所苟：没有一点随便、马虎的地方。苟：随便，马虎。

【语译】

子路说：“假如卫国的国君等着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先把指乱了的名分纠正过来。”子路说：“有这种做法吗？您真是迂腐呀！怎么去正名分呢？”孔子说：“仲由，你太庸俗浅薄了！君子对自己不懂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讲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就不可能搞好；事情搞不好，国家的礼乐制度就兴盛不起来；礼乐制度兴盛不起来，刑罚的执行也不会得当；刑罚执行不得当，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所以君子确定一个名分，必须能说得明白合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可行的。君子对待自己说的任何一句话，没有一点是随便、马虎的。

【解读】

本章记载孔子“名正言顺”的政论观。

本章背景颇为复杂，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大体背景如次：

主要涉及四个人，跨越祖孙三代，卫灵公，灵公夫人南子，灵公长子蒯聩，灵公长孙，蒯聩之子蒯辄。南子名声不好，与长子关系不融洽，蒯聩欲杀南子，灵公大怒，蒯聩奔逃宋国，随后又逃到晋国。不久，卫灵公去世，南子立灵公之孙蒯辄为卫国君王，即卫出公。此后不久，卫出公的父亲又率领晋国军队攻打卫国，蒯辄又率兵迎击父亲蒯聩，阻止其入国为君。蒯聩杀母，心中无父，蒯辄击父，两人均无父子之情，互相残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臣父子之间越位，争位，失位，淆乱不堪。出公当政，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自楚返乎卫。时年孔子63岁。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

子路于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这里的问话应该是一个假设性问话，因为卫出公初当政时，冉有与子贡曾经担心孔子会出仕卫国，并用伯夷叔齐兄弟相让而无怨言的故事与父子相争相残作暗示性对比，试探孔子。孔子说：伯夷叔齐“古之贤人”。“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子对伯夷叔齐评价颇高，于是冉有子路相信孔子不会出仕于卫出公，冉有子贡的试探与这一次“待子而为政”，孔子答以“名不正，而言不顺”的两次谈话。据《史记•孔子世家》和《史记•卫世家》记载，当在一年之内。后来注解分歧，年代相差也远，难定一说。姑以《史记》所载为准，因此我们说，这是“待子为政”而作的一次假设性探讨，卫君非真“欲得孔子为政”，孔子也非欲出仕卫君之政，师生之间是一次假设性的名物礼制的理论探讨。所探讨的内容意义非常深远。但大体背景当是卫出公父子相残之事实。

子路问：“假若卫君要先生治理国家，你第一件事打算做什么？”因是未定事实，假设性探讨，孔子则回答说：“必也正名乎！”这里有一个问题，“正名”，正什么名，历代注释家也是聚讼不定，依笔者所见：

第一、正君臣父子之名，各定其位，各就其职，定伦理礼制之名，蒯辄或让位于父，或迎养其父，尊其为太公。

第二、师生探讨的是哲学问题。“物各有实，需名以表之，故曰实待名也；有实而后有名，名缘实而生，故曰名附实也。物固有名实，名实必相附，荀卿所谓制名以指实，名闻而实喻。”（吴林伯《论语发微》）。除伦理礼制之名外，当如马融所说：“正百事之名”，包括典章制度，刑赏条约，规范规则，大纲大法，均在可正之列。“正名”是国家管理的重要内容，但工程之浩大，对卫国来说，是一件积重难返而又棘手的事，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子路一向率真直言，口无遮拦，“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有是哉？”是一个反问句，无疑而问，有这样的事吗？“子之迂也。”反问过后又来一个陈述句，陈述句的内容颇有一些刺人，“您真是太迂腐啊。”“迂”即迂远而不切实用，子路的反讥的确有一些过分，意犹未尽，又来一句“奚其正”，如何正名，表面上是一个疑问句，骨子里仍是一个反问句。

孔子听话听音，根本就不给他探讨“奚其正”的话题，也就是说，子路问的是如何正名的具体内容，孔子则是答为什么正名，谈的是正名的重要性问题。答非所问，孔子在极度气愤的状态下破口大骂， “野哉，由也！”直言指斥，鲁莽啊，粗野啊，仲由！潜台词则是你不识事物之根本，还讥讽我迂腐，真是不懂事。我们仔细揣摸，孔子语气初始急切，稍事停顿，则变得舒缓，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意思是君子对于自己所不懂的事情应该有所保留，“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应该深思慎言，不能如此荒唐，率意而言，接下来则是连珠一串，奔涌而下，语势急切，语意连贯，义脉连通，吐出一段留传千古，石破天惊的话来：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在民无措手足。

这段文字，可从正面叙述，如：“名正言顺，言顺事成，事成礼乐兴，礼乐兴则刑罚中，刑罚中则民安乐。”正面叙述语势平缓，环环相扣，但力度却大大减弱。孔子则从反面用否定句，一气呵成，如江河奔流，喷涌而出。一是卫国君臣失位，令孔子痛心疾首，二是子路问话直言抢白，令孔子激愤，于是采取了反向顺推的语言格式。另外，其语势连贯，还有一种顶针修辞手法，该手法是前一句末尾的字或句子用于下一句的开头，蝉连而下，增强了语势的连贯。

“名不正”三字领起，所涉及的后果一连串，“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措手足。”牵连一系列治国方略的混乱，可见正名之重要。这里有一个难点，何以“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朱熹注对这一问题解释颇有说服力：“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谓礼，物得其序之谓乐，事不成则无序而不和，则礼乐不兴，由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罚不中’。”最后一句话：“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回应开头，再一次强调“名”“言”“行”三者合一，名言相符，言行相符，“言顾行，行顾言。”孔子说到这里，气应消了，语势也平缓了，但仍旧未忘记再扫子路一句：“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君子谈话，真不该轻率马虎啊！慎言，慎言。“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原文】

13.4樊迟请学稼①，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②。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③！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④。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⑤，焉用稼？”

【注释】

①稼：种植谷物。 ②为圃：指种菜。圃：种植蔬菜花草的园地。 ③小人：这里指没有知识，没有出息的人。樊须：即樊迟。名须，字子迟。 ④用情：用真情，诚实，说真话。 ⑤襁(qiǎng)：背小孩的宽带子。

【语译】

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田。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樊迟又向孔子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了出去。孔子说：“樊迟真是个没出息的小人！执政者重视礼仪，那么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尊敬的；执政者重视道义，那么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服从的；执政者重视诚信，那么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说真话。做到这样，天下的老百姓就会背着孩子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解读】

本章记载孔子对樊迟学稼为圃的批评。

樊迟，名须，字子迟，春秋末年鲁国人，约生于公元前505年，小孔子46岁，生性好学广问，军事上勇谋兼备，在学术上资质有些愚钝，与颜回、子贡、子张、子夏等第子相比，尚有一段距离。在《论语》一书中三次问仁，二次问知，一次问“孝”，一次问“崇德、修慝、辨惑”。本章问学“稼穑”“园圃”，即问如何种庄稼，如何种蔬菜。本章所问，依推测，当属刚入师门所问，问的格调器局不高，两问而孔子不答，并且骂了他一通。孔子这一骂，几千年来，给孔子也增加了许多不实之词，认为孔子轻视农稼，鄙薄科学。近代，批判之风盛行，更是认为孔子轻视下层劳动人民，是奴隶主或剥削阶级的代言人，误会多多。

孔子自己说：“吾少也贱，多鄙事。”“多鄙事”当然包括农稼园艺，执鞭驾车等粗鄙之事，他自己亲为其身，何贱之有。其次，孔子开办私学，有教无类，设教四科，教学六艺。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孔子开办的是高级干部管理学院，讲授的课程一概是明德修身之学，进而推及国家政务高级管理，非一般理工学院或农林学院所授专业。孔子不答，是不屑答，不愿答；而不是不能答，是非本专业所学，无可奉告。不答樊迟，批评樊迟，并不能说就是轻视农业，鄙薄科学，进而上纲说轻视劳动人民。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当然，孔子的爱有等差，但他对劳动人民的关爱关注是许多思想家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当然，儒家学说也要求社会有等级，强调社会分工，《春秋左传•襄公九年》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国语•鲁语》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孟子在《滕文公篇》中也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孔子教学所研究的是君子之事，是高级政务管理学，不是稼穑园圃之事，不是百工之学。“劳心”“劳力”，管理者或被管理者，是社会分工，只要有社会形态存在，就有分工，千古皆然。孟子所说：“天下之通义。”不是人为的一句口号即可改变，说社会不存在劳心劳力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区别，是痴人说梦，是捏着鼻子哄眼睛，自欺欺人。孔子不答，并骂“小人哉樊须也”，即是对社会分工的客观事实的认同，不存在轻视鄙薄之说。

孔子不答，樊迟“未达”，樊迟退，孔子终究担心他不明白，于是又采用他惯用的“传言之教”，通过其他弟子转告他，以此达到施教的目的。“小人哉樊须也！”先骂他一句，让其警醒。接着说了一番至为深刻的话：“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程树德《论语集释》所引“唐以前古注”有一段文字的解释，颇为简洁精要而且通俗易懂，抄录如下：

行礼不以求敬，而民自敬；好义不以服民，而民自服；施信不以结心，而民自尽信；言民之行上，犹影之随形也。负子以器，言化之所感，不召而自来。

上行“礼”“义”“信”，下效“敬”“服”“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上行下效，君礼臣忠，何愁天下不治，何用君子亲耕农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