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篇廉耻，当涉及“廉”“耻”二事，盖无耻则不廉，有耻则有廉，不廉皆源于无耻，故本篇论耻，不论廉。

孔子在《子路篇》中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行己有耻”即自己的行为要有羞耻之心，因有是非羞耻之心，出使四方之国，方能不辱君命，方可谓“士”，“士”的重要标准之一则是“行己有耻”。

荀子在《修身篇》中说：“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矣。”偷，懒惰，儒，懦弱，懒惰，懦弱怕事，无羞耻之心，贪吃贪喝，“可谓恶少”，不知廉耻之恶少。羞耻之心即羞恶之心，孟子在《告子篇上》中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他认为四心皆源于本心，非由外而来，“我固有之”，“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所说的四心，“羞恶之心”，当是四心之根本，不知是非羞耻之事，略事列举，以供参考：

徇私舞弊，假公济私；索贿诈贿，贪脏枉法。坑蒙拐骗，制假贩假；毒酒害人，毒食食人。虐待父母，攻讦宗亲；谤诸同学，虚诬诈伪。谄谀强者，欺凌弱者；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口是心非，口密腹剑；向则不若，背则谩之。窃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丑，讦人之私。受恩不报，念怨不休；认恩推过，嫁祸卖恶。文过饰非，知过不改；伐功掠美，知善不为。克伐怨欲，意必固我；狂而不直，恫而不愿等等诸如此类。

【原文】

1、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①，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论语·子路篇》

【注释】

①行己有耻：己行有廉耻。

【翻译】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配称为士呢？”孔子说：“自己的行为能保持廉耻之心，出使到其他诸侯国，能够不辜负君主的委托，这种人便可以配称士了。”

【解读】

本章讨论“士”。

人的层次分类，在儒家学说中有许多不同的标准。从人格修养角度讲，有圣人、贤人、君子、士、小人，，从心理活动角度也可划分为仁、智、勇。“士”这个阶层属于君子与小人之间。从社会地位角度讲，“士”又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一个阶层，“士”大多属于走读书做官之路的知识分子，“士”又可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行己有耻”意思是“对自己的行为有羞耻之心”，即知道羞耻。《中庸》说：“知耻近乎勇”，为什么“知耻”近乎勇呢？唐孔颖达说：“以其知自羞耻，勤行善事，不避危难，故近乎勇”。宋程颢说：“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宋蔡沉说：“知耻者，勇之勇也”，三人所谈，均说的是“知耻近乎勇”，出使四方，只能身体力行，慷慨赴义，临危不惧，临强而色不挠者，方可“不辱君命”，如：唐雎不辱君命，面对强秦，气贯长虹。赵之蔺相如面对暴君，神闲气定，斗智斗勇，终于完璧归赵。即便是孔子在随鲁定公出使齐之夹谷，面对齐君挑衅暗算，孔子甩袖而上，喝退鼓噪前行意欲行刺的乐队，大展鲁国威风。汉代名将苏武出使匈奴，禁19年而气节不改，“不辱君命”。等等此类例证颇多，“不辱君命”必须勇敢，“行己有耻”是因，“不辱君命”是果，因果相接，前后相扣，连缀紧密。这一类“行己有耻”，“不辱君命”的士，他们的特点颇多：性格弘毅，仁以为己任，“达则兼善天下”，除颇具勇气之外，更多的具有道义、谋略和谦虚等多种美德，他们“质直好义，察言观色，虑以下人”，“使于四方”时，斗勇还需斗智。“勇”在儒学中，层次也颇复杂，有圣人之勇，君子之勇，小人之勇（或曰匹夫之勇），“士”之勇者，也当介于君子之勇和小人之勇之间。“知耻近乎勇”，此一“近”字颇能传神，即近君子之勇而远小人（匹夫）之勇。“士之勇”尚需有智而远小人（匹夫）之勇。概而言之，这一类“士”属于朝庭命官，属“士”之勇者，“士”之达者。是“学而优则仕”而成功的人，属于“上士”之列。统观这一类“士”，他们德不高，修身足以知耻；才不显，学养足以任使；智不达，谋略足以“不辱君命”。

第二个层次：子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对父母敬养表现为“孝”，对兄弟友爱表现为“悌”，“宗族称赞他孝顺，乡里称赞他友爱”，这“孝”“悌”即“仁”，这一段谈的是“士之仁者”，“仁”的层次同勇的层次一样，也有圣人之仁，君子之仁，小人之仁。圣人之仁，则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修己以安百姓”。君子之仁则是“仁者爱人”，“修己以安人”。“小人之仁”又称妇人之仁，“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如项羽吮士兵之痈疽，大仁没有，小仁全有。“士“之仁者，仍介于君子之仁和小人之仁之间，徒能修身而不能治天下，一般说：“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大学》）“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注意孔子一“称”字，“称”即“称名”，仅有“仁孝仁悌”之名，没有事君事长治人之才能，更无治天下国家之才能。但他们能勉力行善，倾心行仁，“力行近乎仁”。“力行近乎仁”，此一“近”字，犹如“知耻近乎勇”之“近”，此“仁”也当属君子之仁与小人之仁之间的“士”之仁。孔子也直接有“士之仁者”的说法，子贡在《卫灵公篇》中问仁，孔子回答他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这一类型属于“中士”。

第三个层次：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孔子设教四科，“文行忠信”。“信”是重要科目，并且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又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还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你看孔子讲信把信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怎么突然说起守信相反是小人呢？而且是硁硁然固执的小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即，“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意思是“信”必符合道义，其诺言才可能实现。守信必须符合道义，符合当时的环境背景场合以及各项条件。信还有大信、小信之分，比如说古时有个叫“尾生”的人，邀女友在桥下约会，届期女友未至，此时山洪暴发，尾生则“抱梁而死”，这个死就死得冤枉。孔子在特殊情况下都有不守信的时候。比如说孔子在陈国待了三年后准备去卫国，途经蒲地，“公叔氏以蒲叛”，阻止孔子前往卫国，并且要孔子与他盟誓，孔子“与之盟”后，从东门出来，转身就朝卫国的方向去了。子贡当时不明白，说：“盟可负邪”，孔子则说：“要盟也，神不听”，因逼迫要挟而发的誓，神灵不会听。你看孔子对不合道义而被逼时的誓言都弃而不顾。尾生因守小信而死，孔子因弃小信而生，义之所存，信之所存，义之不存，信将焉附。孟子也说：“大人者，言不必信，信不必果，惟义所在”，守信关键是“惟义所在”。又如：“兵者诡道也”，你去跟交战双方的敌人去守信，岂不是宋襄公一类不通变故的人。孔子的意思是守信也需通权达变，不可拘泥而不知变通，不知变通者，当属鄙塞固执之人。这一类“士”，“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讲信用却不好学习，犹其是不学“礼度”，不知“道义”，“礼”“义”之学不通，其弊端则是对自己的残贼虐害。“好信不好学”，“不好学”从反面讲，他的弊端是“贼”。从正面讲，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好学的结果是达到智的标准。因此，这类“好信者”不近“知”，却近“贼”，“言信行果”的人本属于“贼”，但他必竟在“知”之列，其“贼”属于“知之贼”，这个“贼”是属于对自己的伤害，不损害他人，他同时也有“好学”的一面，但学而不能贯通，学用不能结合，知行不能结合，不能通权达变。他的“好学”难能“近智”，智之分类亦同“勇”“仁”，这一类“士”当属“士”之智者，在君子之智和小人之智之间，前两类“士”，勇者，仁者，更接近君子之勇，君子之仁。第三类“士”系“下士”，虽属智之列，但因其不好学礼义，则偏近小人之智。

合观三类“士”，第一类，士之勇者。第二类，士之仁者。第三类，士之智者。勇者，“用之则行”，“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达则兼善天下”。仁者，“舍之则藏”，“宗族称孝，乡党称弟”，“退则独善其身”。智者，言信行果，虽能守信修身，但鄙塞固执而不能善其身。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三近”之说，正好解三“士”之义，深思慎取，妙合无间，良多趣味。

另外，子贡第四问“今之从政者何如？”孔子回答：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这一类器局格调低下，汲汲于一官半职，谋食不谋道，与前三类“士”相比，又是等而下之，他们任使无勇气，修身无孝悌，言信行果，见识鄙陋，小信也无，不仅害己，亦会伤人，所以孔子说“何足算也”，不足挂齿，不在“士”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