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4、子适卫，冉有仆①。子曰：“庶矣哉②！”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③？”曰：“富之④。”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论语•子路篇》

【注释】

①仆：驾车。 ②庶：多，众多。这里指人口众多。  ③何加：添加什么呢。即指人口够了后还该做什么事。  ④富之：使他们富起来。使动用法。

【翻译】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卫国人口真多啊！”冉有问：“人口众多后，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以后，还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教育他们。”

【解读】

孔子与卫国交往较频繁，数次前往，数次离开。又是一次卫国之行，冉有为孔子驾着马车，师徒二人在一辆车上，行走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一边走，一边观赏，一边聊天。来到一个人烟稠密，人口众多的地方。孔子率先发出了感叹：“庶矣哉！”人口真多啊！冉有不失时机向孔子求教，“既庶矣，又何加焉”，人口众多，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富之”，使他们富裕。冉有紧追一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教之”。师生之间的对话，有三步曲：“庶之”，“富之”，“教之”，层层深入，条理井然。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先富后教”。《管子•治国篇》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为什么这样说呢？“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法家源出于儒家，儒法治国之道如出一辙。强调物质第一，精神第二，但两者难以确定先后，当两手同时抓。当今社会，开放搞活市场经济，一切措施，意在“富民”；道德规范建设，意在“教民”。二千多年后，我们的举措仍难离孔子“先富后教”，“边富边教”的理论框架，可见孔子理论其博大精深，其经世致用。

【原文】

5、子曰：“君子喻于义①，小人喻于利②。”

《论语•里仁篇》

【注释】

①喻：明白，懂得。义：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  ②利：个人的欲望。

【翻译】

孔子说：“君子通晓道义，小人通晓利益。”

【解读】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大国，一向重农抑商，重农轻商．认为商人重利轻义。我国商业发展缓慢，探其深层次原因，恐怕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理解偏颇不无关系，长期将“义”与“利”绝对对立。“君子喻于义”，并不是不要利，“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得也《里仁篇》。”“以义为利（《大学》）。”“利者，义之和也（《易•乾•文言》）。”君子之取利，要符合“道义”，“小人喻于利”，则是不要义，谋其利而不计其义，“以利为利（《大学》）。”关于“义”“利”的关系，孔子再传弟子荀子在《大略篇》有一段话，言之甚切：“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却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却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意思是即便尧舜这样的圣君也不能“去民之好义”，桀纣那样的暴君更不能“去民之欲利”。“荀子强调“义利两有”，“利者义之和”义利和谐统一，不偏不倚，合中正之道。做到“居利思义（《左传》），”“见得思义（《季氏篇》），”“以义为利（《大学》）”。我们应完整的把握孔子的义利观，不必将“义”“利”对立。

【原文】

6、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①，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②？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③，颠沛必于是。”

《论语•里仁篇》

【注释】

①得之：应改为“去之。”  ②恶（wù）乎成名：怎么能成名。  ③造次：匆忙，仓促。

【翻译】

孔子说：“财富和高贵，是人的本性欲望所要求的，不用正当的方法而得到，不去享有。贫困和低贱，是人所厌弃的，不用正当的方法来摆脱，不求摆脱。君子如果离弃了仁德，凭什么成名呢？君子即使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违弃仁德。举措不安时必定紧守仁德，颠沛流离时也同样紧守仁德。”

【解读】

这一则表明了孔子的富贵观，或财富观。他认为对财富和显贵地位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欲”即欲望，欲望是人的本性。研究人性的问题，是哲学的问题，孔子将其对财富地位的追求确定为人的本性，表明他对财富问题的基本看法。他又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财富只要能追求，即使为人执鞭驾车，他也会干。”孔子得意弟子子贡，也是一个恪守忠信而又善经营的高手，孔子赞扬子贡说：“亿（臆）则屡中”，预测经营行情时，常常猜中，频频得手，直至结驷连骑，富甲一方。这与后世的汉儒以及程朱理学的观点颇不一致，他们认为人应该，“损欲”，“禁欲”，进而达到“存天理，灭人欲”，“尽去其私而全德。”人不应该有私欲，这与孔子的财富观相去颇远，孔子主张有私欲，求富贵，赞同“学而优则仕”；但他却不赞成私欲无限制的臌胀。“临财勿苟得”，他要求“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即君子“临财取之有道”。同理，“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富贵与贫贱所欲所恶，取与不取，得与不得，以什么为标准呢？以“仁”为标准，须臾不得离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匆忙流离之间都不能离开“仁”，“仁”在这里表现的含义是什么呢？“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达人。”自己想富贵，想一想别人是否也富贵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讨厌贫贱，想一想别人是否也讨厌贫贱，这就是文中的“仁”，这也是文中的“道”，“不以其道”的“道”即“君子去仁”之“仁”。“仁道”的含义在这里从积极方面看，表现为“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从消极方面看，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者对富贵而言，后者对贫贱而言，“立人”也罢，“施人”也罢，以“仁”“道”为衡量标准，“仁”“道”的标准，具体化为“立人”“达人”“施于人”，但还应有一个更具体的标准，这标准便是“时中”“用中”，恰当而已，从一个更低的角度看，便是“不损人而利己，不妨人而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