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弟弟把他们带回来的大包小包行李捆好，挑回家去，他们在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一路跟着。途经林场、新庄、大吴庄时，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涌到路口围观着、议论着，羡慕无比，说：“你们看看，西施余家的儿子、媳妇、孙子都从北京、上海回来过年啰。”不少小家伙们还一路尾随着、欣赏着。

    父亲母亲早已站在门前的水井旁、或站在小塘西边的埂上翘首等待了。看到儿子、媳妇、孙子、孙女如期地平安归来，张大嘴巴乐得一个劲地笑。“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盼个平平安安……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昨晚几点的火车？”“今早几点到滁县的？”“车上有座位吗？”父亲简单地问几句后便转身到厨房拿来脸盆、毛巾，给他们从水瓶里倒水洗脸。那开水是早已烧好了装起来备用的。一大早，父亲便一准捏几根稻草揉成团，将洗脸盆里面的油渍擦洗得干干净净的。那个年代里没有洗洁精，洗脸盆的里里外外常常搞得油乎乎的，有时候用碱粉、肥皂洗；有时候就用稻草擦。稻草碱性大，易除污。水瓶里的水是在大锅里用草烧的，有时候有油渍，不好喝，不好洗。在后来的几年里，家中买了煤球炉，过年人多时专门烧水，喝个开水的、洗洗涮涮的，既干净又方便。

    母亲和弟弟转身到厨房煮鸡蛋，这还是沿袭了扬中县接待客人的第一道程序。每人3只糖茶鸡蛋，盛在碗里，端到桌上。这是客气的礼节，吃不掉就自己退回到锅里一点，再吃些早上煮的大米稀饭，吃几个自家蒸的菜包子，以不饿为原则，因为中午饭就要过年吃年夜饭了。自从1963年底迁居西施小村庄以来，我们家一直是按照扬中县的江南习俗，在中午吃年夜饭。当地人则是晚上过年。

    这时候，大哥或者是二哥、三哥从行李包里拿出一包烟拆开，递一支给父亲。早些年是计划经济，大哥会想方设法提前多弄些烟票，“飞马”、“红双喜”、“上海”牌子的烟尽量多带些，因为当地买不到。改革开放以后条件好了，他们偶尔也会从上海、北京、石家庄带几包毛泽东吃的“中华”，周恩来吃的“大重九”，邓小平吃的“小熊猫”。听说多少多少钱一包，父亲吃惊地哈哈一笑，用江苏方言感叹道：“乖乖隆得咚，多少斤稻子才换来一包烟哦！”然后接着说，“再好的烟，吹几口也是冒掉。”父亲常诙谐地用“吹”而不说“吸、抽、吃”这样的动词，一听就倍增亲和力，就让儿女们顿生亲切感。父亲虽说生活中从不贪求奢侈，但是，说这话时还是表现了极度自豪和骄傲的。因为，他的儿子终于可以让他不要再去抽地上的烟头了。曾几何时，因家贫买不起香烟，三姐、四姐小时候就曾在扬中的油坊桥镇上，到外面或者公众场合的地上，捡别人扔掉的香烟头回来给父亲抽。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父亲是自感满足了。

   父亲接过香烟，几个孙子跑过去拿来火柴，争着抢着帮姥姥点烟。父亲坐在长板凳上，通常是左腿翘在右腿上，左手夹着烟，右手随意揽在怀里，左胳膊肘支在左膝盖上，半弯着腰悠闲地抽起来。父亲左腿带动左脚不经意地摇晃着，一副清心闲适、怡然自得的惬意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