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显示,唐代天宝至元和年间的河南府人口由原来的十二万七千四百四十户,猛地锐减到一万八千七百九十九户,这其中的十万零八千六百多户人家在数十年间不知所向,史料中未作任何交代。
安史之乱爆发,战争延续了八年,主战场集中在秦岭到淮河以北这条线,老百姓没法过日子,而当时南方人口稀少,土地比较充足,那么中原地区的流民就纷纷的往南边迁徙。
安史之乱后,又爆发了以黄巢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战争给中原百姓带来了又一次的灾难。祖籍嵩山脚下、伊洛河畔的诗人杜甫对此战乱悲吟道:“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蓠。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中原人第三次南迁,发生在金人占领开封,蒙古人入主中原期间。当时在宋室王朝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仓惶渡江南迁的同时,伴随着的依然是大批的中原民众,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政治、文化的南迁。自此,延续了数千年的黄河文明开始步入低谷。
大批的中原人流入岭南,落足于闽粤赣一带,他们中有伟大的爱国诗人文天祥的祖先。正是这位由中原辗转流落至江西吉安的客家之后,在南宋王朝即将覆灭的时刻挺身而出,率义军于赣粤一带同蒙古铁骑进行了殊死的抗争,其情之惨烈悲壮令后人仰慕。尤其是他留下的千古绝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历史上客家人在与岭南当地土著居民融和中,也曾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为了生存空间的争夺,“土客争斗”时有发生。客家人正是在这种争斗与歧视中凝聚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激发了他们的奋发向上与闯荡精神。今天已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客家土楼实际上就是当年“土客争斗”遗留下的痕迹,它是移民内向心态的折射,是历史凝结的建筑符号。
有人说古中原人的传统文化包括原始语言,今天要到客家人那里去找,此话不无道理。因为他们当年带过去的是先进的文化,先进取代落后那是历史的必然。加上客家人所处的环境大都在偏远的深山僻壤,受外界的影响干扰较小,他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连同语言一起被比较好地保留了下来,今天已被称为古汉语的活化石。
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介绍:当时有一句话就说“宁卖祖宗田,不换祖宗言”,他的客家话,保留中原音韵,中原古音,现在很多诗歌念唐诗宋词,用现在的国语普通话来念不太押韵,用客家话念它的味道就出来了。
客家人重视文化教育是不争的事实。究其根源,依然是中原文化的浓厚底蕴所致。“耕读传家”是中原地区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修身齐家之宝。历史上客家人的祠堂就是他们办学的地方,而且大多是义务办学,资金来源完全靠他们中的有钱人资助。读四书五经,行孔孟之道,“学而优则仕”,是延续多年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重要途径。
20世纪初,一位在广东梅县传教20余载的法籍传教士赖里查斯,曾在他的著作《客法词典》中写道:在嘉应州这个三四十万人口的地方,可以看到随处都是学校,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小城,便有十余间中学和数十间小学,学生的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他又惊叹道:“这是一桩惊世骇俗的事实,按照人口比例,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其相比较,就是较之欧美各国也毫不逊色”。
客家人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有时候全家甚至全族来供孩子们读书。这种文化血脉流淌在客家人的历史中,让他们形成了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性格和崇文重教的传统,这些使得客家人在求生存的路上总能另辟蹊径,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历史上一大批客家仁人志士,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先后离开客属之地,飘洋过海,走向世界。今天的客家人遍布世界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中不乏政要、学者,但更多的是商界大亨。靠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祖先身上留下的开拓精神,以及中原人骨子里的经商基因,在大河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碰撞中,重塑了他们薄利重义、无信不立的经商意识,使得他们能够在险恶丛生的商海中越走越远。现在能够统计下来的,现存的海外八十多个国家有三千万左右的客家人,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客家人“根”的意识非常强,这已成为他们漂泊在外的精神支柱。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生前曾对人说过:“吾家之先,固客人也”;开国元勋朱德,在他所著《我的母亲》一文中念念不忘地写道:“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历史上,客家人中走出的精英比比皆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洋务运动先驱之一丁日昌、北伐抗日名将叶挺、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实业家田家炳等等,这一串串震耳发聩的名字,都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过重重的一笔。
2005年6月,世界客属文化中心在郑州郑东新区动工兴建,占地12万多平方米的建筑区域内分布有文化馆区、纪念馆区以及商务会馆。这里将成为客家人又一处精神家园。
世界客属总会有人预言:“本世纪内,将有大批的客家人回到他们祖先曾居住过的地方谋求发展的空间”。此绝非空穴来风,这历史性的回归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古商都居中的地域优势,祖先遗留下的人脉资源,冥冥中都将成为他们再造故地商业辉煌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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