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篇铭文究竟记载了什么内容，令这位见多识广的资深专家都如此兴奋？

原来，在这篇看似并不起眼的铭文中间，“宅兹中国”四个字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

今天，我们对 “中国”一词可谓再熟悉不过，然而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称谓，宋代以后的一千多年来，众多学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求证，却只在文献记载中见过。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梓材》对周成王的记述：“皇天既付中国 民族 厥疆土于先王”，意思是说：上天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交给周武王治理。其中，“中国”那时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然而，此前却没有见过“中国”一词记载在有关器物上面。

这个铭文里边 “中国”的“中”字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圆环中间穿了一个杠子，然后上边有两个飘带，下边有两个飘带，这是“中”的古老的写法；而“国”字也不像后代的“国”字，有一个框，它就是中间的那个部分，这个是“国”字的古老的写法。

饕餮铜尊铭文的发现，使“中国”二字最古老的记载，有了确凿无误的证据。那么，当时铭文记载的“中国”，与今天通常意义上的“中国”，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专家介绍：这件铜器上头暴露这两个字，是现在所知最早的中国两个字。但是研究古文字、研究历史的都深知，这个中国和我们现在说中国国家的定义还是有所区别的，古代的中国，它和现在的语法还有点不一样，实际上它可以理解为“国中”，也就是国家的中央、中国的中心，有的叫中土，也就是土地的中心， 所以说是国土的中心。

马承源的这次再发现，使铜尊具有了无法比拟的重大价值，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他考证后还认为：饕餮铜尊是周成王时期的标准器具，它的铭文可以与先秦典籍《尚书》的《召诰》等篇章互为补充，是研究周朝朝初期历史的重要史料。

那么，这件铜尊的铭文究竟记载了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后来它又被改称做“何尊”呢？

专家介绍：在武王灭商前后，他立下一个宏愿：他的首都要迁到天下的中心这个位置，来实行他的统治，结果他灭商以后，因为积劳成疾，两年以后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成王就继承他的遗志，派韶公，在夏朝和商朝，两个王朝建都的，伊洛之地，伊河和洛河流域，进行占卜，认为这个地方就是天下的中心，在这儿又建都，把这个重大事情记载下来。通过伊河和洛河流域兴立都城、陪都，这个时候开始对研究洛阳的建城历史，提供了一个非常可靠的证据，同时从西周以后，   好多帝王都是两个首都， 一个正都，一个陪都。

这件铜尊刚发现以后，还没有看到上面的文字，考古专家把它叫做饕餮纹铜尊， 因为它的外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饕餮。到1975年时，发现了它上面有大片的文字，通过文字才知道做这个器物的人叫“何”，因此把这个饕餮纹铜尊就改称为“何尊”。

1998年，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开馆，将何尊定为“镇馆之宝”。

经博物馆工作人员调查，从废品堆里抢救回来的何尊，在流落到废品收购站之前，居然经历了另外一个辗转曲折的过程。

早在1963年，陈堆和张桂芳夫妇因为饥荒从宁夏回到老家宝鸡，租住在邻家的两间房子里。同年8月的一天晚上，刚刚下过一场暴雨，天气格外清朗，月朗星稀。半夜时分，陈堆忽然闹起肚子，急忙跑向厕所。厕所旁边的断崖，被大雨冲塌了一角。

恰好在断崖附近方便的陈堆，看见了让他心惊胆战的一幕，发现陡坎儿上头   有一个亮闪闪的东西，似乎还有一个鬼脸状的东西，他感觉到很惊奇也很害怕。

慌慌张张跑回屋子的陈堆，赶紧摇醒正在熟睡的妻子，神神秘秘地告诉她：悬崖那里闹鬼。妻子听后不但不相信，还一个劲地责怪他疑神疑鬼。

过了一会，当惊魂未定的陈堆又因肚痛发作准备再次上厕所时，变得犹犹豫豫，进退两难。睡眼朦胧的张桂芳只好陪他一起前往。

到了后院，夫妇两人不由自主一起往断崖上望去——那个面目狰狞的怪东西竟然还在。他俩战战兢兢，赶紧跑回前院。

此后，陈堆夫妻念念不忘那天晚上的怪事，决定趁着白天再次到断崖那里探个究竟，结果轻轻一刨 ，一大块儿土就掉下来了，就滚出了一个绿油油的东西。  他把这个土剥掉以后发现这是一个铜器，他也不认识这个铜器，光知道它可能是个古代的东西，他也很喜欢，就把土剥掉了以后拿回了家。

陈堆妻子感觉这件有些丑陋的铜器，并没有多大实际用途，便用来盛放粮食甚至烂棉花，以至于后来老鼠在里面做了窝。

两年之后，在宝鸡生活状况仍然没有好转的陈堆夫妇，又萌生了去甘肃的想法。临行前，他们将自己家中的重要物品交给哥哥陈湖代为保管，这件铜尊也在其中。

1965年，哥哥陈湖由于生活窘迫，万般无奈，便把弟弟陈堆放在自家的“铜宝贝”，拿到了废品收购站，准备卖掉后换些生活急需品。

然而，他跑了很多家废品收购站，却到处碰壁。因为这个器物生的锈很重，收废品的一看这么多的锈，说这锈占分量，不要他这个东西，最后碰到一个好说话的地方，卖给了这个废品收购站，当时按铜价卖是30块钱。

不久，便发生了佟太放在废品收购站里偶遇国宝“何尊”的一幕。

此后，何尊一直保存在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价值非凡的铭文以及与众不同的经历，使其身价倍增。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许多重要文物被发现的过程往往惊人地相似。

中国文物中还有两件国宝——班簋以及秦杜虎符，也经历了与何尊类似的遭遇，分别于1972年和1978年，在不同的废品收购站里，被文博工作者及时抢救回来。

三件稀有器物历尽沧桑，化险为夷，最终跻身国宝行列，演绎了一个个耐人寻味的传奇故事。

无独有偶，另一件国宝级文物“班簋”的经历，也与“何尊”一样富有传奇色彩。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开始对文物工作日渐重视，使许多流失的珍贵文物得以回收、保护。

1972年，北京文物管理处负责文物拣选的呼玉衡、华以武师徒二人，正在北京市物资回收公司的废铜仓库内，有条不紊地审视着每一块可能有价值的铜片。

突然，一块带有特殊纹样的铜片，赫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擦干上面的污垢之后，师徒二人禁不住目瞪口呆：上面竟然有青铜铭文。

凭着丰富的经验，他们立刻断定上面一定是西周时期的文字，便当即决定搜寻散落各处的剩余铜片。

翻遍了小山一样的废铜堆，大家终于将相关残片搜集到一起。

然而，惊喜之余，又让他们感到莫大的遗憾——尽管铜器的口部、器耳仅仅损坏了一部分，但是腹部却遭到了比较大的破坏，而且四足已经基本折断，器身也损失过半。所幸，铭文仍然保存完整。

于是，他们决定“按图索骥”，通过铭文弄清楚这件器物的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