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迅速展开。但是，工作并不顺利。

进入雨季后，由于江水暴涨，几度淹没了发掘区，发掘被迫停止。直到入秋后，江水回落，工作才得以继续。

考古队员们先后发掘出汉阙的14件主要构件，包括阙顶、扁石、枋子层和子阙阙身。这些关键构件和榫卯结构的发现，让复原乌杨阙成为可能。

但是乌杨阙原址在哪里？神道和墓葬情况如何？阙的主人是谁？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2002年上半年开始，人们在发现乌杨阙的花灯坟枞树包附近开展了大规模的发掘。

曾先农：第二年发掘那个上面的枞树包，就找那个阙基址，阙基址终于在海拔147到148米那个地方找到了，所以就确定了乌杨阙是墓阙，并且发现了它的阙址所在，并且发现了它的神道，神道正对上面的枞树包，那个轴线上面正对了一个大型的石室墓，二十号墓，就是这个阙的主人墓。

阙，象征着墓主人的官阶和地位，在汉代，官阶至两千石以上者，墓前才能立阙，发现了乌杨阙主人的墓是否能帮助人们确认他的身份呢，但墓室内的情况却让大家大失所望。

曾先农介绍：被盗了，但是东西都规格很高，出土了一个说唱俑，那么高的一个说唱俑，东汉的，东汉的说唱俑每一件都是国宝，太好了，做得太好了，它是黑皮陶，里面还有车辆，车马器，那么大的车轮子，但是都是陶器，烧的，重要东西都被盗了，可惜里面没有发现墓志铭

由于乌杨阙主人的墓已经被盗，考古工作者没有能够发现任何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器物，乌杨阙主人的身份成为一个谜。

让人们疑惑的另一个谜是，为什么乌杨阙阙体正面没有雕刻图案、也没有文字题记，仅留有空白边框呢？

细心的考古工作者在阙基址的基岩上发现了裂缝的痕迹，他们据此判断，在乌杨阙刚刚树立起来，还没有完成最后雕刻的时候，河床承受不了阙体巨大的重压，发生了岩体的断裂，乌杨阙随之轰然倒下。在随后千余年的时光中，它被长埋于泥土之下。

但也正是由于泥土的包裹，使它没有经历风雨侵蚀，虽然历经千年，仍保存相对完好，最终成为了我国目前惟一，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并复原的阙。

张光敏在重庆市考古研究所专门从事文物修复的工作。她曾经在出土乌杨镇的考古工地工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当初，为了将体量巨大，而石质又十分脆弱的乌杨阙构件，安全地运回重庆，她和同事们颇费了一番心思。

张光敏：先用宣纸把它包起来，第二层就用它的棉絮把它的棱手棱脚裹起来，就保护它的那个表面。但棉絮毕竟是软的呀，而且它也不是很结实的东西，然后在外头我们就用了当地的稻草把它撮成绳子，请当地的民工就像编席子一样，把它编起来，就在现场就绕在这个汉阙石头上，这样穿插着编。所以我们在稻草的外头有用了木板，把它钉为木箱，因为这个石头都是像吨数，木料是肯定承受不了的，然后我们就在木箱子的外边就用角钢，最宽的用到了二十几公分，用角钢把它四方的角全部给包起来。

现在，复原后的乌杨阙被安放在重庆三峡博物馆的大厅中。

陈列于这里许多珍贵文物，例如，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五人合葬坑，小田溪巴人遗址出土的青铜鸟形尊，也都是由于张光敏和同事的努力才得以完整地与参观者见面。

眼前这些造型古朴，工艺精湛的古代器物，就是他们陆续修复的，它们来自重庆库区不同的考古工地。每一件文物，都默默述说着一段曾经被湮没的三峡记忆。

直到今天，张光敏和同事们还在继续进行三峡文物的修复工作。

在三峡工程淹没区范围内，不仅埋藏着三峡地区绝大部分古代地下遗存，还耸立着各种类型的古代建筑。寺庙宗祠、桥梁民居、石刻碑记以及众多的摩崖造像，古栈道、古城址，共同组成了三峡地区浓厚的水运文化环境，也是这里漫长历史的写照。364处地面文物面临被淹没的命运，该如何抢救这些人类文明的瑰宝呢？

根据三峡文物保护规划，大约三分之一的地面文物将采用搬迁保护。搬迁保护，就是将文物的每一个构件都拆解下来，然后在异地按原样重新建造。

在整个三峡地区，最大的搬迁建筑，是云阳的张恒侯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张飞庙。自夔门往长江上游西行60公里，就到了云阳。而张飞庙就坐落在县城南岸的飞凤山山腰。

从江上仰望张飞庙，会让人觉得整个建筑高耸险峻，仿佛从岩石中生长出来一般。它依山而建，巧妙利用了山势，在建筑上很有特点。但对于文物工作者来说，张飞庙最大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建筑上的特色，更在于它的文化价值。

但是由于张飞庙主体建筑群在海拔130－160米之间，到2006年三峡工程蓄水达到165米时，它将和云阳旧县城一起被淹没。

对张飞庙的保护方案，一开始人们就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搬迁保护，而保护规划最大难点在于如何选址。选址工作从1998年4月就开始了，当时的原则是：如旧址一样傍山、坐岩、临江。

最初的选址方案有三种，第一个方案就是将张飞庙拆除后，直接复建在原址所在的飞凤山更高处，也就是沿着飞凤山往上提升到长江水位之上。这样能够减小建筑周围环境的变化，但是又产生了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