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紫禁城内一片混乱的时候，北京城南的一条街市，生意却日渐红火起来。 这个名叫琉璃厂的地方，早年以经营文房用品和名人字画而享誉京城。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这里的古董生意却意外的火爆起来，清王朝昔日的王孙贵胄，此时早已日暮西山，开始变卖家中珍藏维持生计。皇宫大内，无论是内务府官员的倒卖，还是太监的偷盗，都使得大量过去无法在民间见到的历代珍藏，开始流入市场。

从1900年以后一直到1917年这个阶段是琉璃厂卖古玩的和廊坊二条卖珠宝的最“繁荣”的时代。这个时候，由宫里流出的东西多，再加上王公大臣也流出来很多东西，又加上北洋军阀为了装饰门面也买古玩，还有外国的商人也在买。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有了洋庄生意。

政权频繁更迭，加上连年战乱，这些珍宝都成为各方势力掠夺的猎物，对于民族遗产的保护，根本无从谈起。

如果说内务府官员和太监对文物的偷盗还是遮遮掩掩的话，那么，一些军阀对文物的破坏已经发展到了明火执仗，令人发指的地步。

一九二八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所有国人都为之震惊的事件。七月二日，国民政府陆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把他的军队拉到了位于河北省遵化县的清王室陵寝。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并不是对外宣称的进行军事演习，孙殿英的目标对准了乾隆、慈禧陵墓的地下寝宫。士兵们疯狂掠夺墓葬中的地下文物，就连乾隆皇帝的尸骨也被拖出棺外。当军队满载而归的时候，这座曾经装满稀世珍宝的地下宫殿就只剩下这些拿不走，挖不动的石刻了。

当时地处中枢的北京都十分混乱，发生在西北的这些偷盗就更无人问津了。

敦煌，位于甘肃省西南部，是古代丝绸之路重要边关重镇。这里是古丝路通往西域的起始，也是西域各国商旅进入中原的最后一道关口。

敦煌最重要的价值，是那些黄沙淹没不住的石窟群，这座举世闻名的古代艺术博物馆，记载着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历史；记载着丝绸之路延续千年的伟大奇迹。莫高窟是敦煌石窟群体的代表。

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一扇深奥的学术大门，在不经意间被这个名叫王圆录（录字上面应有竹字头）的道士打开了。就在王圆录请一位姓杨的先生抄写壁画上的题记时，杨先生拿准备用来照明用的芨芨草捅开了藏经洞的秘密。而此时的清政府，忙于应对入侵的八国联军，根本无瑕向这渺无人烟的荒漠，和阴冷黝黑的洞窟望上一眼。

1906年2月，一个为英国服务的匈牙利人斯坦因，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是从土耳其商人那里听说敦煌王道士手里有古书，于是，不顾一切地赶到了敦煌。

当斯坦因进入藏经洞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一下子惊呆了。他在《西域游历》中回忆到，当我看到渐渐露出的藏经洞时，眼睛都瞪大了，卷子一层层堆积起来，在王道士昏暗而微弱的烛光里，它高达10英尺，整个手稿近五百立方英尺。斯坦因用七昼夜的时间，肆意挑选着文物，他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判断着一千多年前，用多种文字书写的手稿、精美绝伦的壁画。他说，就份量以及保存完好而言，我以前所有的发现无一能同此相比。斯坦因选中了3000多卷保存完好的经卷，500幅以上的绘画，装在29个大木箱里，离开了敦煌。

16个月后，这些珍宝到达伦敦大英博物馆，一下子震动了整个欧洲，斯坦因的发现被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世界各国都把目光投向了这座沙漠中的古代佛窟。法国、日本 、俄国和美国迅速组织探险队，从不同方向赶往中国，寂寞数百年的敦煌突然多了许多不速之客。

法国人伯希和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是节日，我一连十个小时都蹲在贮藏文书的洞窟当中，但却没有一丝后悔。美国人华尔纳在1924年赶到了敦煌，当他看到精美绝伦的壁画时，感叹到，我除了惊讶得目瞪口呆外，再无别的可说。他用预先制好的化学胶布，粘走了26方最精美的壁画，还盗走了数尊彩塑

此后，沙俄和日本的探险队也相继到来，他们无不满载而归。

今天，绝大部分珍贵的敦煌文献和精美的壁画，被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

它们中间还有多少没有被解读，还有多少被束之高阁，又有多少只是作为炫耀的收藏品，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作用 ，我们都不得而知，但作为一个民族的惨痛记忆，它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中。

20世纪初，就在这一片混乱的局面中，中国的考古事业也开始有了萌芽。

河南省的安阳，洹河边的这片平原叫做殷墟，意思是商朝都城殷的废墟。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关于商朝的故事还是所谓的都城，都被认为是不可印证的传说。

一切都源于农民在劳作时无意间挖出来的古怪碎片，据说这些东西具有神奇的疗效，农民们把碎片卖给城里来的商人，换来微薄的收入用以补贴贫困的生活。

在北京城的中药铺里，这些碎片被装进了药柜，取名龙骨。龙仅仅是中国人的图腾，它并不真的存在。这些白色易碎的残片，显然不是它的骸骨，但几十年里从来没有人探究这个问题。

直到19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学者王懿荣首先对“龙骨”产生了疑问，他在从药铺买来的龙骨上发现了神秘的符号。精通古文字的王懿荣意识到，这些符号有可能是被遗忘的文字，于是他最先开始了对甲骨文的研究。

二十多年后，在清华任教的王国维，以自己甲骨文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探求古史要以地下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互相印证，由此开启了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密切结合的研究方向。